疫情出现之前，中国大约有万卡车司机，但在《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》里，这个数字变成了多万。疫情改变了这个行业，司机们随口就能列举出行业的变化：收入骤降、成本增加、进出口单子变少了......

年，武汉“封城”一个月后，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对名卡车司机展开调查，结果显示，各地“交通管制、封路”及“货源不足”是卡车司机在疫情期间面临的主要困难。此外，“外地车辆无法在卸货地卸货”和“服务区、饭店、宾馆关闭”也是棘手的问题。

疫情反反复复，严格的防疫程序让送货之路变得更复杂了。留下来的司机们渐渐接受了这件事：健康码、行程码、不同有效期的核酸检测记录，是和驾驶证一样重要的东西。行程码不能带星，健康码不能变黄，车门上的封条不能断开，他们还要像游戏闯关一样，在长长的高速路上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找到一个可以下高速的出口。

但这不是闯关游戏，是他们真实的、被困住的人生。

下不去的高速

两天两夜了，货车司机刘改平在河南周口附近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来回徘徊着，曾经畅通无阻的高速出入口变成了盲盒，能顺利出去的高速口，是其中的隐藏款。

他的车里装着口罩机，是周口的一个医药公司定的。刚过完年不久，他想趁着司机少，多赚一点钱，于是频繁地跑这条线。从深圳出发的那天是2月19日，起初一切都还是顺利的，和往常一样从南往北走，感受着气温和道路两侧植被的变化。但2月20号，深圳疫情突然爆发，等到达周口的时候，他的行程码带了星，他被困在了高速上的服务区。

又等了一天，医药公司的对接人终于拿来了通行证明，一同到来的还有封条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在服务区上完厕所、吃好东西，封条贴好之后，一直到卸完货离开河南境内，都不能再下车。

一些司机记录过被贴封条的场景：大白隔得远远的，手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不要开窗”“不要下车”，贴上封条前，大白会从车窗外面递进来一个塑料盒，给司机方便用。

高速公路变成了一张网，将行程码、健康码、核酸检测中任意一个不符合要求的司机网住。服务区、高速口、国道口停满了货车，有些高速口堵的车能有两公里长。

等待，是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们的常态。平时往返浙江—江苏两地的范泽名被困在了杭州市绕城高速下沙服务区。他原本去苏州拉货，交警在高速口扣下了他的驾驶证，司机们形容这个过程是“签字抵押”，这是为了让司机们拉完货尽早离开苏州。

眼下，他又被卡在了通行证这一环，只有注册资本在0万以上的企业才能申请通行证，他只能等着公司法人代表拿着营业执照到高速关口申请通行证，再把他“领走”。等待的时间里，范泽名通常绕着卡车走上三圈，也经常会坐在树下发呆，有时候想着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，“像个傻瓜一样，两眼望青天”。

最让司机们愤恼的是，有的地方连车也不准停，他们想要多咨询一点信息，对方立马喝止：“要么掉头，要么隔离。”更麻烦的是直接劝返，行程码成了摆设，还没等收到验证短信，就让你掉头。

37岁的刘博在这行干了八年，视频里的他瘦削憔悴，说话时额头的两道皱纹会随着嘴角上下起伏。4月4日，他在河北省廊坊市卸完送给当地的物资，准备开始下一段旅程，在沧州北高速口，由于他的行程码下多出了天津市和一个星号，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选择，“要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要么集中隔离14天”。集中隔离意味着14天都没有收入，刘博想都没想，立马掉头。

为了省一些油钱，司机们喜欢下高速加油，一次刘改平路过湖南株洲，想下去加点油，但出口上赫然写着到过深圳的司机不能下高速，排在第二个的是上海。他拿出行程码说深圳已经摘星了，对方回应说，“政策是这样，摘星了也不行”。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大多数来自附近的城市和村庄，刘改平试图理解对方，“可能人太多了，每个车都要问一遍，为什么不让下，问多了就容易烦躁，他们也确实没有权力放我们下去”。他就急忙给对方赔个笑脸，“行行行，你不要凶”，然后掉头就走。

不能下高速，司机们往往聚集在还开着的服务区里，晚上十点以后，这些服务区都处于爆满的状态，司机们在这里休息睡觉。如果来晚了，只能再开50公里找下一个服务区。一些司机会体谅他人，如果自己睡醒了就把车开走，给后面的车让路。

找到一个开着的服务区并不容易。刘改平前几日从京港澳高速进入河南许昌，公里的高速路上只有2个服务区，其他的都关了。关闭的服务区门口写着要升级改造，但却没有一点要动工的迹象。有一天夜里刘改平路过江西，那条路上原本有4个服务区，但现在只开了1个，司机们把车停在服务区进出口的匝道上挤着，更长一点的货车进不去匝道，只能停在应急车道上休息。

司机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总是表示理解，减少司机停留有利于疫情防控，但他们也不总是干等着，也会在群里交换消息，有时候不得不投机取巧，通常来说夜里会比白天管得松，他们就徘徊着等到夜里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下高速。

长期在高速上停留，也会有另一种隐患。范泽名在高速上看见走蛇形的大车，他知道一定是司机疲劳驾驶了。而被困在河北的那天，刘博跑了十几个高速口，一夜没睡，还亲眼目睹一辆拉煤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，前胎的轮子被撞瘪。他猜想这位司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，找不到下高速的口，导致疲劳驾驶。他有些后怕，“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”。

陌生人送来了饭菜

起初面临被困的状况，刘改平还按照网上的信息一个一个打电话，打给疫情防控部门和指挥中心，也打给发货方和收货方，但得到的回复都是“你可以掉头走，或者去别的地方，但只要卸货，就得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”。

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，困在高速上吃饭成了困难。

刘改平被困在周口时，他的车上只有6包干脆面和1瓶矿泉水，他安慰自己，“反正也不敢多喝水，万一要上厕所就糟了”。从那以后，他再出车，都会备上最少三天的干粮，将需要热水的方便面换成了自热饭。

刘博那天眼见着沧州市服务区餐厅都已关闭，他原本以为顶多两天就能下高速，找出了囤在车上的一箱泡面，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。偶尔会有好心的卡友喊他一起吃饭，他用视频记录下这些发布在快手上，配乐是“明天会更好”。

范泽名被困在浙江附近时，只在服务区吃了一次饭，原本两荤两素的25元套餐涨到了35元，但打开后里面只有三个素菜：西红柿炒蛋、小白菜和番薯。他没舍得再买，饿了就喝之前囤在车上的瓶装八宝粥。卸货的时候，他找货主倒了一瓶开水，水温刚好能把面泡开，这是唯一的一顿热饭。许多司机习惯背着电饭煲和米上路了，但范泽名的车当时就是买的二手的，如今也开了15年了，电压带不动电饭煲。

河北的刘梅在一天早起出门做核酸时发现了那些停在路边的卡车，足足有十几辆车。她的家紧靠着国道，由于沧州疫情影响，县城已经封了很久，村里没有病例，但也要每天出门做核酸。

她原本以为那些司机只是短暂停留歇息，但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司机们还在，第三天出门的时候，司机们依然在，有的在车里坐着刷手机、睡觉，有的站在路边抽烟。她走上前去问，才知道是省道的两头都被封锁了，不管核酸，也不管行程码，为了完成清零的任务，各个行政区划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。

“怪可怜的”，刘梅想。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，河北降了温，司机们有从山东来的，有从南方来的。她不忍心，决定给司机们做点热乎的饭菜。

在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做食品生意的孟祥东看到司机被困的新闻时，也决定做点什么，他的父亲就是卡车司机，也曾经遇到因为疫情“走哪儿卡哪儿”的情况。博野封城的时候，孟祥东刚刚把免费送盒饭的消息通过短视频发出去，一天能接到三四百个电话。

他在家里做了点猪头肉，烫了点素菜，烙了大饼。“最起码让司机师傅吃个热乎饭。确实出门在外能吃到热乎饭不容易，尤其这时候。”

和刘梅一样，孟祥东也是把食物送到就走了，他没有一次性饭盒，找了一次性塑料袋装饼，把袋子挂在卡车的门边上或者放在油箱上，司机们也懂他的意思，等他走了再下来取，这样就能互不接触。遗憾的是，好多地方处于封控之下去不了，当天他准备了四五十份饭，送出去的不过二十来份。

除了食物，春天天气不稳定，气温骤降，有的师傅发来了需要被子的求助。但是孟祥东周围出现了确诊病例，他也无能为力了。

刘梅给那些滞留的司机送了14天饭，直到疫情好转，有一边的道路被重新打开了。第一天送饭时，司机们就执意每人给她块钱，她说什么也不要。有一个孟祥东给送过饭的司机师傅，第二天收到了县政府送来的盒饭，特意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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